管驿前是鄱阳湖畔一个遐迩闻名的渔村，也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故乡，于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坐标，而且是一生时光流淌中的源头。年初春，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到省城南昌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辗转浙江工作。告别渔村，离开故乡，至今已经36年。《诗经》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年轻时，故乡常常出现在梦里；花甲之年回望故乡，千般思绪更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千古渔村：从柳林津到管驿前
管驿前位于饶河北岸，鄱阳县鄱阳镇西郊。
遥望管驿前，这个临河的村子，颇有几分诗情画意。村民枕河而居，开门见水。白练似的饶河，不急不缓，逶迤西行，最后被鄱阳湖揽入怀中。管驿前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景观独特。她的东面是鄱阳的最高学府——鄱阳中学，她的西头座落当地香火颇盛的庙宇——晏公庙。她与鄱阳镇一箭之隔，却有着县城难得一见的宗族“拜谱”仪式，有着吸引四里八乡的晏公出游和晏公庙庙会。传统的裹挟，现代的冲击，使这一古老的渔村呈现斑斓的文化色彩。
管驿前历史悠久，据县志记载，它早在宋代就有了村庄的雏形。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管驿前宛如一位历史老人，历经千年沧桑，阅尽人间无数。
管驿前昔日的繁荣，缘于它的地利。明清两代，鄱阳县城为饶州府治所，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北宋名人都颉在《鄱阳七谈》中说“鄱阳有滨湖蒲鱼之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为家乡点赞：“鱼鳖禽畜之富”。现代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地方在自我介绍时都套用王勃的话，自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类话说多，就不免落俗套。但论及古代鄱阳之丰饶，我依然不能免俗。江西民间很早就流传一句话：“金丰城、银鄱阳”。如果说“金丰城”主要指丰城地下资源，如煤、钨和石灰石储量的丰富；那么“银鄱阳”侧重的就是鄱阳拥有的黄金水道和丰饶水产。总归是世人羡慕这块地盘，故有“银鄱阳”之说。
鄱阳既为府治，便有一座供来往行人和官员歇脚住宿的馆驿。这馆驿的前面，有一个柳林津。所谓柳林津，当是长满柳树的渡口。一片柳林，一个渡口；饶河上下客商络绎不绝，高门城外官员迎来送往。要想当年，这柳林津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都不错。“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这首诗，像是为柳林津而作。
柳林津位于饶州府城墙之外的西郊，难免被人视为“化外之地”。但这样一个扁担形的村落，濒临江湖，便于舟楫，渐渐就聚集一群“靠水吃水”的人。村里人大多捕鱼为生，后来也有造船的、做鱼钩的、驾船的和做鱼生意的。因馆驿这一地标性建筑的出现，时间一长，柳林津这个村名渐渐为人所淡忘，取而代之的是“馆驿前”。传统中国的地名，不少是以自然物或地标性建筑加方位词组成，如“三庙前”、“老殿后”、“樟树下”等等，不一而足。现今管驿前的“管”，当是后人笔误。
小小管驿前，是个移民社会。渔民多为外来户，如驯养鸬鹚捕鱼的刘姓渔民，来自高安；以渔钩、渔卡捕鱼的邱姓渔民，来自都昌。管驿前的主要姓氏,还有张、占、徐、戴、陈，此外还有几户高姓、葛姓、蒋姓和郑姓。虽然不是血缘村落，但几百户渔家因同住一个村，同样靠水吃水，因而有较强的村落意识和族群意识。“管驿前人”是他们共同的族群符号；“掳鱼”是他们共同的谋生方式。
“文革”期间，管驿前还一度改名“解放村”。据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败，撤退时还在管驿前掳掠百姓，愤怒的渔民打死了几个兵痞并将其尸体沉入饶河。作为报复，败兵运来大桶汽油，准备烧掉管驿前。千钧一发之际，解放军及时赶到，管驿前化险为夷。村史上的这一页，彰显了管驿前渔民桀骜不驯的剽悍性格。
论及性格，管驿前渔民除了“蛮”的一面，更多的是“淡”。他们是自然之子，朴素无华，知命乐天。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获得生命由衷的喜悦。如果用古人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苏东坡的“倚杖听江声”，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管驿前人称“掳鱼”是“水里求财”。水里求财，蕴含两层含义：一是捕鱼乃高危职业，二是捕鱼丰歉难料。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他们既不怨天，也不尤人。高兴了喝酒，难受时还喝酒。他们大多性格坦荡而善良，生活清苦而有趣。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张家的“火来子”叔，大声说话，大碗喝酒，家里明天没有米下锅也不管。邱家的太礼叔，喜欢“掂花草”，说笑话，天大的事都付之笑谈中。他们的性格，代表管驿前渔民性格的两个侧面：豪爽与幽默。
清末民初，管驿前成为鄱阳湖渔区有名的渔村。新中国成立后，管驿前的渔业生产一度辉煌。在我的记忆里，管驿前的黄金时代，当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广大农村一片萧条。此时的管驿前村，渔业生产却达到颠峰状态。那时我刚上小学，隐约记得管驿前渔业的盛况。
一年当中，管驿前渔民有秋、冬两次大丰收。秋天，大约农历八、九月间，是渔汛期，渔民称之为“行(音hn)俏”。成群的鱼儿结伴路过饶河，渔民一网撒下，就能捕上几十斤乃至几百斤活蹦乱跳的鱼儿。最多的鱼是白鱼、“黄板”和“红稍”。白鱼身披银甲，黄板腹部金黄，红稍尾巴红艳，。这三种鱼均体型修长，像是鱼类中的运动员，每年要长途跋涉一次。可惜，这些“花色鱼”似乎被赶尽杀绝，饶河上难觅其倩影。
冬季的“开港”，也叫“开河”，渔区再现捕鱼盛况。渔村俗话说：“农民望割禾，渔民望开河”。四里八乡的渔民，在规定的日期，赶到规定水域集结。这片水域经过一段时间的封河、禁港，鱼儿优哉游哉，养得肥嫩体胖。渔民们精神抖擞，蓄势待发。随着一阵铳响，渔船千帆竞发。晨曦中，夕阳里，渔民们荡着双桨，抛起鱼网，收获喜悦。
我家门前是一块临河的场地，鲜鱼收购站就设在这里。每当行俏、开河之际，场地上就矗立起一座座“鱼山”。早起拾猪粪的老人，一不小心拾到一两条鱼也不足为奇。因为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鲜鱼上购任务，作为奖励，管驿前的渔民会得到一些“回供”物品，如糕点、毛巾和尼龙袜。这些物品，在“三年困难时期”显得特别珍贵。
行俏、开河，是管驿前渔民的嘉年华，是他们的狂欢节！
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描述江南地区的饮食特点时用“饭稻羹鱼”四个字予以概括。鄱阳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管驿前更是“一日三餐有鱼虾”。不惟如此，渔村孩子的玩具也离不开鱼类。我的童年时代，父亲常用小团鱼（甲鱼）为我和弟妹做玩具。一枚小钩“咬”住小团鱼屁股，一根长线牵在手中，比今天溜小狗的人酷多了。我难忘的还有河豚之美味。一大锅河豚煮熟后，异香扑鼻，引人垂涎。吃完河豚，抹抹发粘的嘴巴，孩子们又敲着用河豚皮蒙的小鼓径自玩去。若干年后上我在大学听老师讲苏东坡，说他性格豪迈，以至于敢“舍命吃河豚”，我就笑了。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鄱阳湖渔业资源的萎缩，管驿前渔业盛况不再。今天的年轻人，辞典里没有“行俏”、“开河”之类的词汇。渔村儿童像城里孩子一样玩积木和小汽车，但不再有牵着小团鱼满地跑的乐趣；“舌尖上的鄱阳”也没有河豚这一说。管驿前往日的魅力，随着饶河清波，渐行渐远。
可当年，管驿前真叫风光。国内同行、政府官员、驻华外交使节，都曾蜂拥而至，来渔村参观游览。管驿前村，一度成为鄱阳湖渔区的金字招牌。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上北京见过国家领导人，江西省长也来这里视察过。如烟往事，已成为老一辈渔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一个渔村，旧时管驿前的读书人不多。在“饭稻羹鱼”的时代，渔民谋生靠的是力气和胆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文脉在渔村代代传承。从民国到新中国，管驿前都设有一所小学，渔家子弟的启蒙教育由此发端。近在咫尺的百年名校鄱阳中学，更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渔村的年轻人。鄱阳乃至江西的教育界和书法界人士，一定都知道张桂涛这个名字，他是从管驿前渔家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张桂涛曾任南昌二中副校长，退休后的他，以书法扬名于世，被世人誉为继现代章草巨擘王蘧常之后的“当代章草第一人”。南昌滕王阁，鄱阳姜夔公园，都有他的书法作品供人品鉴欣赏。
当新世纪的曙光照耀渔村时，管驿前的年轻一代已不再靠力气吃饭。他们热爱水乡湖城，却向往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是打工一族，但不再沿袭祖辈的人生道路。重读书，奔前程，是今日渔村青少年的共识。在五六百户的管驿前，大学生以群体方式出现，硕士、博士也不再稀罕。以我家为例，曾经苦不堪言的渔家，居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孩子们不仅相继考入大学，有的还上了北大、浙大等名校。千年渔村管驿前，正以文风蔚然的姿态令世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邱国珍，女，年10月生，汉族，江西鄱阳人。年12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留校任教。年任讲师，年任副教授，年破格晋升教授。年调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工作(年与原温州大学合并)。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十一五”规划学科组成员，硕士生导师，温州市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浙江省重点学科(B类，民俗学)负责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鄱阳湖文艺摄影：程龙部分来自网络
编审：蔡瑛审核：操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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