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王朝建立之后，和历代王朝初期一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得商品经济获得了较之先前更为开明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各种商贸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中国江南市镇出现了史学家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当时的苏州及与之相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织业、棉布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他们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有贸易往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商人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儒生、官员改行经商的例子比比皆是，出现了文人、仕官商人化，商人文人化的社会现象。这种不同阶层的社会意识的融合，必然对著述及其传播活动产生影响，文章经济逐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创作作品获得稿酬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首先在官方来讲，沿袭了历代一贯的做法，对于史官修书或翰林诰敕，都给予一定的奖励，有的是提升官职，有的是给金钱赏赐，有的两者兼而有之。如洪武初，理学家汪克宽（字德辅）“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1]明初大臣解缙，永乐间“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书成，赐银币。”[2]宣德五年（）二月，明宣宗命杨士奇草敕了一道减轻老百姓负担的“宽恤之令”，“敕谕既下，上闻众心悦戴，召士奇赐钞三千缗，文绮二端及羊酒。士奇叩首受赐。上笑曰：‘薄用润笔耳。’”[3]景泰五年（），“选进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馆修《寰宇通志》，书成授官。首则丘文庄公濬，次则彭学士华、尹学士直，俱编修；而牛纶以太监玉侄亦与焉；授科道者，吾乡东井陈先生政及耿裕、金坤、刘釪、孟勋、严淦、何琮、宁珍、陈龙、黄甄、王宽、吴祯也。修书兼攻课业，惟此科为然。”[4]明朝名臣杨一清，奉敕修纂《献皇帝实录》，嘉靖五年（）书成，“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一清以不预纂修辞，不许。”后又修《明伦大典》，成书后“加正一品俸”[5]，参与修纂的桂萼，也因修书有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6]。王廷陈，字稚钦，号梦泽，正德间进士，《明史》称“廷陈才高，诗文重当世，一时才士鲜能过之”，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7]有的所修并不是史书，也能赏赐金钱，如“训道□□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悦、御史江宁余光、贡士盛时泰、南京刑部郎中临川师机，并作《两京赋》。光奏付史馆，赐钞千贯。”[8]
而在民间，明代知识分子稿酬意识的形成及强化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也就是说，明初的稿酬意识并不明显，或者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表现在明初士大夫替人作文绘画取酬的现象并不十分普遍，稿酬也偏低，有的甚至拒绝收费。洪武、永乐间的著名画家王绂，字孟端，号九龙山人，以书画冠绝一时，但“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出”。有一次他不知怎么来了兴致，送给一位商贾自己的画作。可商贾得寸进尺，“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这下可惹恼了王绂，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9]。王氏之清高绝俗，可见一斑。
王绂《渔乐图》（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馆）
明初即便有人收取润笔，费用也不高。那当时的润笔究竟是什么行情呢？据叶盛《水东日记》载：“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10]翰林名人送行文，从早年的“二三钱可求”，涨到“土木之变”后“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明代还出现了买卖书稿的现象，如谈迁《枣林杂俎》载：“江阴贡士唐觐，著《延州笔记》。李肇鹗于民家屏障上斗麦易之。噫！文人遗稿，类觐者何限，安得尽肇鹗其人刊以问世耶？”[11]明人唐觐的《延州笔记》，只卖得了一斗麦子的价钱。可见，明人稿酬与宋元以前相比要低不少。但随着观念的开放和进步，明代文人的稿酬意识显著增强，稿酬因而也有了大幅上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很说明问题。张益，字士谦，永乐间中进士，任庶吉士、中书舍人，曾自言：“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来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年轻时的张益没少为别人作诗写字，可“未尝得人一叶茶”，以至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不过这种情况在后来彻底改观了，据王锜《寓圃杂记》称：“张士谦学士作文，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颇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文为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各出其文，大发一笑。”[12]从永乐时未得人一叶茶，到后来非常老练地应付索文者，且“颇获润笔之资”，张益个人的变化是明代早期知识分子稿酬意识增强和润笔收入提高的一个缩影。
收人钱财替人作文，还涉及一个基本的道德操守问题。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在收取酬金为人作文时，大都能尊重事实，不写违心的内容，有的还要看买主的身份及品行，并不唯利是图。正统间官至礼部尚书的邱濬，文章写得雄浑壮丽，“限韵命题，即席联句，动辄数百言。豪词警语，如壮涛激浪，飞雪走雷，云触山而电迸发”，而四方求文者纷至沓来。对于求文者，邱濬如果瞧不起其职业品行，“虽以厚币请之不与”[13]。正统、景泰以下，士大夫或不再耻于言利，但于人格和尊严，尚能顾忌。如“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如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14]然而，明英宗天顺年间以后，文人的操守开始向孔方兄倾斜，表现为润笔银的多少成为文人文名和身价的体现，写文章拿稿酬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且价格不断看涨，已有“尝积求文银百余两”[15]者。一百两白银，这在俸禄微薄的明代可不是小数目。文人润笔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推动力还是社会对文章的巨大需求。从明人文集来看，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几乎都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出资请人作文。比如，有为给自己父母祝寿而求贺文的；有为亲人丧葬求碑铭的；有为族谱家事求记、碑、铭的；有同学、亲谊或老师升迁、调任请文的；有朋友、同僚间互相迎送、道贺而求文的；有为装裱门面附庸风雅求名人字画的；有文人为自己作品求序跋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润笔收入已很可观。以碑铭为例，成化、弘治时期，出钱请人写碑铭的风气在官场非常盛行，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对此有详细描述：
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表，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表，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而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亦。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而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也。[16]
以前碑铭的撰写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后人先起草一个草稿，介绍其生平事迹，再由名家修改润色，虽也有对死者过誉之词，但还不算太出格，如沈德符说：“从来志状之属，尽出其家子孙所创草稿，立言者随而润色之，不免过情之誉。”[17]而明代中期，为应付众多的求文者和获取润笔，有的文人无论与死者相识与否、生前品行如何，一律歌功颂德，有的甚至事先按已有的套路写好，只等死者家属前来索取印行。作文的目的就是卖钱，其他的一概不顾。这已经是完全商业化的操作模式了。而润笔的价格，更是节节攀升，如陆深《俨山集》称：“黄良式求陈娘子墓志，润笔不薄，我以五两折祭柩归。”[18]当时买卖诗文明码标价，已是通行的做法。桑悦，字民怿，号思玄，常熟人，成化元年举人。曾经有个和他平时关系非常好的人向他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没想到桑悦对他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19]桑悦其实是在变相索要润笔，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明说罢了。同样地，明人陈献章索要润笔的手法也较隐晦，但比较文雅。陈献章，字公甫，因是新会白沙乡人，世称白沙先生。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20]桑悦、陈献章的表现，反映了明代知识分子不甘愿免费替人作文作画的心态。
明代中后期，民间一些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追求名人字画也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据明人俞弁《山樵暇语》载：“正德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廿两，甚至四五十两，与成化年大不同矣。”[2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说：“今京师贵人，动辄以数百金买宋人四幅大画，正山谷所谓以千金购取者，纵真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22]有钱有势的人为追求高雅层次的文化消费，乐意解囊以高价购取名士字画，不管是出于自觉爱好的动机，还是仅仅满足于附庸风雅或炫耀个人财富的心态，都给士人以极大的鼓励，吸引了更多的士人以自己的文化产品与商贾交换。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徐渭等就是这类士人的代表。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曾把自己所写的应酬性文字专门汇编在一起，订成巨册，题名曰《利市》。利市者，卖以牟利也。唐寅所获稿费之多，可想而知。不过，唐寅对获取稿酬有自己的理由。他在《言志》诗中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日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23]另一位大才子祝允明也是如此。马怀德曾替人向祝枝山求字，“（祝氏）问曰：‘是见精神否？’（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24]看来，祝允明对现钱和实物是来者不拒的。还有的画家喜欢更奇怪的润笔物，如慎娱居士李流芳喜欢怪石。据他自己讲：“孟阳乞余画石，因买英石数十头为余润笔，以余有石癖也。”[25]嘉靖年间，文征明屡试不第，但其才学却享誉文坛，“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26]一方面，文征明将藩王赠送的宝玩“不启封而还”，这是文人清傲自尊的本能反应；但另一方面，他也要想办法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只好为人作些诗文和书画。文征明替人作的碑铭非常畅销，有些有钱人不惜一切代价去索求，如吴县学士袁飞卿羡慕文征明的大名，甚至认为：“死而得文君铭，可不死矣。”[27]但文征明为人作文很有原则，“独书生、故人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一些人不甘心，则“募书生、故人子、姻党，重价购之，以故先生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28]即便这样，仅文征明的个人别集中收录的谀墓之词就多达篇。青藤居士徐渭也是科场失意，不得已寄人篱下。他曾经自嘲“渭于文章不幸若马耕耳”，“存者亦谀且不工”[29]。徐渭的诗，有的干脆写明是因了某人的“供馈”，或某人“寄到酒银五两”，或“答某饷”。因人请托，徐渭曾写下了大量的序跋以及贺文，如《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赠黄母序》和《寿朱母夫人序》等，有的甚至是为人代笔。由于买卖诗文书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就必然会形成相应的文化产品交易市场，收藏、买卖诗文书画的行业也应运而生。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记载，晚明徽商方用彬自己热衷于诗画，还从事经营书画等买卖。他结交广泛，利用社会关系，四处请文人名士在文化用品上题诗作画，或直接出卖名人高士题作的诗集画册。这为文化产品的交易提供了市场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知识商品化”的发展。
唐伯虎人物画
明代晚期，替人撰写碑铭的对象扩大到了商人群体。文人为收取金钱大量为商人及其亲属撰写墓志、寿序、传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可能要数李维桢了。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隆庆间进士，“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30]在他的别集《大泌山房集》中，为商贾或其亲属撰写的寿序有13篇、家传36篇，墓志、墓表63篇，共篇之多，如他曾经为龙游商人李汝衡作传，而完全不计较李汝衡的出身、职业。名士王世贞也曾受托为新安大盐商蒋克恕撰写《清溪蒋次公墓志铭》。这不能不说是文人传统观念的一大革新。
以上所述种种社会现象，给人造成明代文人嗜财轻义的印象，如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就说：“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31]但身处明代的沈龄无法看到，士人生计困窘在明代有普遍化的趋势，特别在晚明时期日渐凸显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国家税赋的日益荷重，明代中后期士人以耕佐读的传统治生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晚明科举危机日益严重，据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生员论》统计：明末全国生员50余万人，比明前期仁宗时增长了大约17倍多，录取的比例却偏低，这就造成大量的士子沉滞于社会。况且“明代百官俸禄在中国各大朝代中几乎是最微薄的”[32]，官俸本来就少，而折俸的实际购买力则更低且不稳定，致使中下层官吏公用支出和家庭开支均非常紧张，在中后期整个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清官的生活更是艰苦，如何良俊所说：“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33]，许多官员致仕后，与当秀才时没什么两样。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晚明士人陷入“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牅下，志业两负”[34]的窘困境地。
为了治生的需要，那些不愿意弃儒经商或不谙此道的文人，只好选择以文墨糊口作为他们本业治生的重要途径。如陈继儒少时家境贫寒，本人又不愿入仕途，早年一直坐馆、著述，以束修和润笔为主要经济来源，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以润笔为生，其时“四方征文者，束帛挺金造请无虚日”，润笔之费积数万金，“以润笔之资卜筑余山……纵情山水数十载。”[35]这是文人转型比较成功的例子。但也有混得很惨的，有的甚至入不敷出，穷困至死。如陈昂，字云仲，莆田人，自号白云先生，生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嘉靖末，倭寇破莆田城，他偕妻奔走江西南昌，自是游彭蠡，入巴蜀，后又寓居南京，以代笔卖文为生，“榜片纸，为人佣作诗文，所得百钱斗米耳，随所求以应，无则又卖卜，或间以织履。适林古度寓金陵，过其门，见所榜片纸，突入其室，问知为里人。一扉之内，绳床土灶，败纸退笔，错处其中。检其诗诵之，每称其诗，辄反而向壁，流涕呜咽，至失声。其后每过门，辄袖饼饵。食之辄喜，复出其诗，泣如前。居数年，竟穷以死。”[36]陈昂的境遇，是明代中晚期下层知识分子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明代，即便是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也多以润笔作为补贴家用的副业，如刘文安，学识渊博，上至六经子史，下至小说、杂技、释老之书，无所不窥，据焦竑《玉堂丛话》载：“其为文数百千言，援笔立就，雄浑高古，变化莫测，逼真苏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经义及策略，业举子者，家传人诵焉。年十七八，已名动郡邑间，比登进士，遂名动天下。求文者日踵门户，公皆曲为应答，不少厌倦。”[37]都穆，字玄敬，吴县人，弘治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修郡志，卖文为养……凡润笔之资，与异母弟共之，次及二子，或推及杨、李门下者。”[38]有一次他生病了，“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39]都穆生病期间还以头巾裹头，正襟危坐，怕的就是别人知道他生病了，不来向他求文，他就没法赚取稿费了。许榖，字仲贻，嘉靖乙未会元、户部主事，“日以赋咏自娱，所得卖文钱，投竹筒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唱，穷日月不倦。”[40]有的官员退休后因生活艰难而卖文，如洪云翼，字望冶，怀宁人，“博洽工文，万历中以贡知宣平县，有廉能声。致仕归，仅以卖文自给。”[41]有的是因为辞官不做无以养家而卖文，如明人王圣俞“自吏郎归，布袍藿食，居委巷，卖文自给。”[42]有的官员则是因为被革职之后无以谋生，也只好卖文为活，如“三山游击□宇文固，尝仕宁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刚介少容，竟坐事落职。流寓荆州日，惟卖文为生，求之者甚众。每有所作，辄援笔立就，未尝起草，自巡抚大臣以下，皆礼貌之。”[43]明代末年因为官场黑暗，还有的官员因为卖文受人讹诈。如崇祯朝翰林院有位编修叫胡守恒，颇有文采，有位知县慕名请他写篇文章，并愿出24两银子作润笔，没想到钱还没到手，却被锦衣卫勒索去两银子，此据明人李清《三垣笔记》载：“上寄耳目于锦衣卫，称为心膂大臣，托采外事以闻。吴金吾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贿，贿饱乃止。东厂亦然，尝有某知县送银二十四两，求胡编修守恒撰文，时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时士大夫皆重足而立。”[44]
当然，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一些知识分子安贫守道，拒绝润笔，明代也不例外，如马从谦，字益之，别号竹湖，“今上以制诰重典命补臣选才学者一人专掌之。会推公学行超卓，简入内阁司内外制。天子以册储臣工咸得膺封赠之。荣公代言，典重有体，诸以润笔遣者，却之。”[45]唐顺之，字应德，武造人，文行为学者所宗，“以吏部原职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润笔、弟子之贽仪，未尝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价一缗。官府积公所却至三千金。”[46]而有的文人确也想守住知识分子的清誉，但奈何生活窘迫，最后不得不就范。如李东阳，字宾之，弘治朝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人为官清廉，退休后生活相当清贫，但他并不轻易写应酬文字。有一次，有人求写碑志，他一口回绝。“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47]由此看来，清高的知识分子因受家庭所累，想拒收润笔也难。
高云《中国古代文学家（四）》之冯梦龙（邮票）
明代中后期，润笔已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接受。它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作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准职业文人群体的诞生。在此之前，文化生产主要是出于文人自身托物寄兴和澄怀观道的艺术追求，更多的是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文化休闲活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愿意出资购买文化产品的消费群体，产生了文化作品交流的社会环境，而文人因为治生的需要，也愿意在获得稿酬的前提下，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意愿来决定创作内容。这与传统文化生产活动的性质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它已经具有了“以文营商”的性质。传统的读书人唯有科举做官这条路，实在不济的，才开个塾馆，靠课徒授业维持生计。而随着文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一批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这些人大多有意摆脱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把生活的注重点更多地转向了民间与世俗生活，力图在普通人的生活追求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人，如前文提到的陈继儒、徐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另外还有汤显祖、张伯起、吴承恩、冯梦龙、凌濛初、袁宏道、沈周、仇英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贪恋仕途，专心文艺创作，或戏剧小说，或诗文字画，创作贴近世俗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以此为生活的经济来源。如张伯起“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后以丙戌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则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顺矣。其继之者则有《窃符》、《灌园》、《扊扅》、《虎符》，共刻函为《阳春六集》，盛传于世”。他晚年的时候，“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48]创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科场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晚年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冯梦龙创作的白话小说“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创作的“两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都是“因贾人之请”[49]、“受肆中人之邀”[50]进行创作的，具有很强的商品化特征。凌濛初除了创作之外，还从事雕版印刷和图书发行，全方位地从事文化经营，大获其利。显然，这类通俗读物，有着广阔的社会市场，足以让这些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润笔对明朝中后期文化作品的商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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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明）文征明．文征明集·卷25·三学上陆冢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7：
[35]宋起凤．稗说·卷1·陈征君余山．转引自：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
[36]（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8·高人．北京：中华书局，：
[37]（明）焦竑．玉堂丛话·卷1·文学．北京：中华书局，1：22
[38]（明）杨循吉．续吴中往哲记·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明嘉靖刻本
[39]（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文士润笔．北京：中华书局，2：16
[40]（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上·许尚宝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1]（清）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文苑一．清光绪四年（8）刻本
[42]（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0·方正．北京：中华书局，：
[43]（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下．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4]（明）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北京：中华书局，2：4
[45]（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71·光禄寺少卿马公从谦墓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5：
[46]（明）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22·佥都御史唐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清）赵翼．陔馀丛考·卷31·润笔．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4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张伯起传奇．北京：中华书局，：
[49]（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50]（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明杰，男，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古代卷》、《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简明古籍整理教程》等，在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JournalofDocumentation等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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