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几日，有友提要求：社区读书要有法律课。又有人问：还有很多社区没老师开课怎么办？为了推动我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实现社区居民的大融合，近来各社区大力推广社区芳邻文化，营造社会礼仪之风，各个公益读书会活动风生水起。对于类似上面两君提及的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还是想聊一下丰城传统的书院文化，一方面以此证实，广大市民钟情读书，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另一方面建议各社区是否可以从前人往事中得到启发以求发展。千年红尘总有不可割断的一脉传承，社区读书必将成为今后城市大发展的文化之基。恰逢网上六一居士者，录有博文《丰城古代书院》，正合我拿来之意，以飨读者，惟愿丰城读书之风日行日盛。
丰城古代书院文化
书院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发展的产物，其灵活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思想，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甚至超越官学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场所（甚至一度成为政治的舞台）。不少儒学大师和历史事件均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书院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也曾对中国历史中产生深远影响。
丰城古代书院不仅创办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影响巨大，厥功甚伟。据不完全统计，从宋代至清末，丰城先后创建了近五十所大小书院，在江西书院史上所占比例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创办历史
丰城在东汉以来，一直是官学教育主导的局面。虽然有东汉徐孺子隐居乡里“授徒自给”、晋代罗文通结茅池山“授徒八百”，但都没有过创办公开、正式向社会招收学生的记载。唐代以后书院逐渐兴起，江西德安、高安均出现了早期的书院，但丰城严格意义上的书院还是出现在北宋淳化元年（）邑人李琮所创办的“莲溪书院”，它一开始的性质还是脱胎于家族中的私塾，所以明代李南素在《重修莲溪书院记》中说“书院即家塾也，古无是名，至宋始盛”。莲溪书院当时的规模不是很大，只是在一个两百顷的莲溪中建一个台子，然后建屋其上，名之为“莲溪书院”。但是，有一个与前代的家塾较为不同的是，莲溪书院除了延请当时有名的学者周谔主持教学外，还“资给四方来学者”，即对外来求学的学子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助。所以这所位于筱塘的书院从创建进起就名声大振。
南宋时期中国的书院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朱熹等一大批学者亲自参与书院建设。丰城荣塘的龙光书院创建于两宋之际，但由于书院获得宋高宗的赐额和乾道六年（）朱熹在龙光书院进行讲学活动，影响很大，“四方至者逾三百人”，学舍几不能容。元代丰城籍学者揭傒斯在任翰林学士时（至正三年，），以父亲揭来成的赐谥为名在今杜市创办“贞文书院”；同时又亲自督工，在今白土株山龙泽坑东汉高士徐孺子读书处建起“龙泽书院”。湖茫村的学者李克家，在村中建起“同文书院”，并请当时有名的学者赵文撰文以记其盛。到了明代，书院更是普遍建立，著名者如南湖李家的梅庄书院和南湖书院（尚书李裕创建）、牌楼黄家的荷塘书院（学士曹寿为主讲）、同田龙雾洲的壁山书院等。其中龙光书院也在明代嘉靖年间中兴，直到万历时张居正天下书院才进入一个消歇时期。清代以后，书院逐渐并入官方教育系统，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清康熙三年（）由知县何士锦倡导全县士绅于曲江龙头山创建“龙山书院”。这座书院的名称后来于乾隆三十七年（）移用于县城的学宫内前明“龙门书院”旧址，直到清末都成为学宫正式的教学场所。而原本的龙山书院则一直得以保留，直到解放后都一直成为曲江著名的名胜古迹。地方上的书院如湖塘雄庄的逢原书院、龙雾洲的映奎书院、荷湖的凤山书院等，都为地方上培养人才作出过贡献。清末科举废止，引进新式学制，书院大多改为小学校。有的到民国以后才改为小学，如荣塘的狮麓书院创于清同治元年（），于民国十一年（）改为富水小学。荷湖的凤山书院也在民国时期改为凤山小学和剑声中学荷湖分校。
二、办学特点
丰城书院教育既有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书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点。
一是讲求文化底蕴的挖掘。利用乡贤与著名典故的激励作用，可以加强学生学习自觉性的培养和兴趣的提高。如徐孺子书院，便是纪念东汉南州高士徐孺子；罗山书院是为了纪念晋代隐士罗文通；龙泽书院纪念人物更多，它本是从当地一处名叫智度寺的寺观改建的“宗贤祠”增建而来，讲堂中所祀奉的人物从徐孺子到唐代状元王季友、讲学龙泽的学者胡安国、宋代乡贤徐鹿卿、徐经孙、范应铃、雷宜中等十二人；盛家家洲书院是纪念宋朱熹与丰城名士盛温如的交往；龙光书院则是纪念丰城龙光射牛斗之墟的著名典故；有书院的则有风景优美的教学环境，如莲溪书院以处于莲池中央得名，而莲花自古被喻为品行高洁的花中君子；同田镇坊的“桂林书院”则寓意蟾宫折桂、人才众多。龙山书院因处于风景颇佳的赣江龙头山而得名，等等。
二是注重多元办学。一所书院的办学不但需要一家一族之力，还需要更多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不少书院的创建者自己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如最早的莲溪书院的创立者李琮、龙光书院的创立者陈瑞父子等，他们本人都是地方有名的士绅，有足够的声望和财力来进行书院建设。还有一些退居林下的致仕官员也参与其中，如明代理学家李材以讲学著称，他在槎市（原在泉港，今属樟树）创建书院性质的莲槎书堂，另建吴皋清墅以作讲学之所；除个人和家族创建外，还有官方创建和民间合建的方式，如贞文书院为朝廷赐建；曲江龙山书院为知县何士锦、刘象贤利用明代所遗地租兴建；县城学宫龙山书院为知县于崇敕倡导合邑士绅捐银两创建等。
三是注重师资力量建设。由于古代是文学取士，进入官场的官员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所以不论是地方长官或者退休的乡宦，都往往身先士卒，进行教学实践。特别是知县因同时肩负“督学造士”之责，更是不余力地参与其中。如康熙间知县房廷桢于儒学东边创建“房公讲堂”，知县蔡毓华于今万寿宫附近建“蔡公讲堂”，知县何士锦于城东建“剑江书院”等。丰城士绅自古喜好讲学，并实践于学院教育。如宋代学者周谔，主讲莲溪书院；明代学士曹寿，主讲荷塘书院。河南按察使徐即登在退休后，带领门生讲学于龙光书院；清代著名学者袁守定则主讲县城龙山书院等。一些地方长官和退休乡宦为了扶持乡村书院，更是乐于为这些书院撰写序文甚至亲临视察、指导办学。如凤山书院记为知县王明番所写，逢原书院记为知县徐清选所写，狮山书院记则为本籍乡宦敖宗瑚所撰。这些鼓励措施都直接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加上从书院培养的学子都大量成材，其显著的效果使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学生进入学院接受教育，这是使丰城后期以教学为主的书院一直处于长盛不衰状态的积极原因。
四是时序绵长。前面已讲到，丰城的书院由于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所以书院建设一直延续了近九百多年。如创建于宋代的一批书院莲溪书院、龙光书院、龙泽书院、敷山书院、西堂遗韵等，一直到现在还有故址可寻甚至大体保留原貌。明代的桂林书院不仅保存完好，还在近期得以修缮。一些书院还编写了书院志，或者在县志中留有详图，这些都是我们追寻与研究丰城古代书院史的宝贵资料。
三、著名书院
历史上，我市著名的书院还是比较多的，有历史上最早的罗山书院，也有近代史上比较有名的桂林书院，等等。但目前保存比较完好、规模较大的，还应该数荣塘镇的龙光书院。
龙光书院，在丰城西南部荣塘境内，即丰城古县治之地，为宋代私办，宋高宗赵构赐名的一所著名书院，由于龙光书院创建时间较早，空学时间长，而且不少著名人物均与之有密切联系，因此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北宋大观元年（），荣塘富商陈瑞（-，字应龙，官至大司寇）迁居荣湖后，首办第一件事是立荣塘义学。明陈廷章《龙光书院事实》曰：“吾祖荣湖应龙公於宋大观丁亥，立书院于古丰县治之旁，晋令雷孔章（雷焕）掘剑之侧。剑池之名鸣天下，览山水之胜，有志以立义学，以诲乡邑及四方之来学者。捐剑池庙、山寺桥陂上田五百亩以给之”。这便是龙书院的前身。靖康二年（）金兵灭亡北宋，更是激起了士大夫们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南宋建炎二年（），陈瑞之子陈自俯冒着兵戈锋矢，远赴战乱中的山东曲阜，保卫迎取孔子真像而归。陈瑞父子的教育救国的义举，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尊敬。绍兴二年（）四月，“有司奏闻，承敕额龙光书院。”宋高宗亲赐“龙光书院”匾额，对他们的重教兴学进行表彰，对于陈氏家族来说可谓莫大荣耀。
时局稍稍稳定之后，龙光书院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乾道三年（）八月，书院迎来了大理学家朱熹。朱熹应邀在龙光书院讲学月余，前来听霁的学生有近千人。一年后，朱熹又应丰城门人熊世基所请，为龙光书院作《心广堂记》和龙光书院诗，并在记中提出了自己的治学思想，龙光书院从此成为程朱理学中的一座重要性的里程碑。
进入元代，龙光书院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规模进一步扩大。至时，书院建筑已初具规模。《陈氏家谱》谓陈自俯之子陈植（进士，上高县令）等合力“捐资增构晚晴斋，望光亭于书院之右，以为凭倚眺望之所。”元至大年间，“大元府君陈必强协弟宗强同修书院，构宝气楼於剑池之东。”元进士、国子监学禄陈宗强，“重建讲堂，扩田千亩，以供四方之来学者三百余人瞻学之资。”使“龙学书院自度创立甚丽”，成为一所规模较大的书院。《龙光书院事实》载主要建筑有：“中立正殿、后立六经楼、会膳堂、讲堂、房庑及诸生读书之室四百余间，咸铁有序。”元学士欧阳圭斋（欧阳玄）“为重书龙光书院、文明堂额匾及作序，一时书院之名扬天下”。元末“龙光四老”朱善、甘惟寅、刘秩、毛同吾也曾会讲其中，切磋学问，先后成为一代宗师。
至元末年，“红巾贼肆掠乡村，书院焚毁，吾逃者没者不可胜数。”连孔子像也不幸毁下地战火。明洪武二年（）陈熙诚偕侄且元及良策、良篪等二十六人，捐资重建。过了十余年，又集数百金，复建六经楼及心广堂等屋。明天顺年间，举人陈泰利用自己任山东费县教谕的便利，再次到曲阜重塑孔忆像以归。明嘉靖三年（）县令潘颖奉上檄改建书院，将龙光书院移建县城的学宫内。不久“江右王门”的理学家邹守益来到书院讲学，留下了《龙光书院训勉》等诗作。至万历年间张居正奏毁天下书院，陈氏后人赶紧将书院复移于荣塘，才得以保留。清代的乾隆三十年（）、道光五年（）、咸丰六年（），光绪十八年和三十四年（）捐资重修，但一直没有恢复到宋元时期的规模。据清咸丰时主讲傅思的叙述，其教学活动维持到清代后期。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龙光书院受到很大的破坏，原有建筑逐渐拆除，现在主要建筑大成殿也濒于坍塌。
龙光书院建筑规模，是丰城历史上所办书院中佼佼者。其建筑风格，具有四合院式布局的特点。院落座北向南，分前后两进。中轴线上，首为大门、上石匾嵌有元儒欧阳玄“龙光书院”四个字，长2米，宽0.5米，今仍存，但“院”字断裂。中为大殿，置先师孔子圣像；后为六经楼，藏经书三千余册；之后为仰止堂。院内东西两翼，前有左右庑；中两侧为讲堂、设衣亭、客馆、花台、读书室百间、会膳堂、心广堂（文明堂）等建筑物，均属砖木结构。院内建筑面积达平方米。四周红墙环抱。院外附属建筑有山寺、望光亭、剑光祠、晚晴斋、仓廒等。整个院落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其建筑布局严谨规范，造型雅致、奇丽，具有地方特色。此地，古木参天，松柏积翠，环境优美。历代名人讲学于此赋诗感怀，写下许多诗篇，赞美其风景佳色。宋名儒、理学家朱熹讲学月余，赋《龙光书院》诗赞云：“一道荣光带碧山，天风吹雨度云关；树浮空翠名村坞，泉落飞虹泻石湾；赤岭豹栖朝气隐，剑潭龙起夜光寒；咿唔何处经年韵，多在湖东乔木间。”明甘惟寅对此作有“荣塘烟雨”“塔埠云涛”、“剑池夜月”、“山寺晨钟”、“三汉鱼火”、“长秆稻田”、“荣塘落雁”、“古道鸣驺”八景诗文，反映当时书院胜景之一斑。
龙光书院自创办至民国元年（）毁书院改学堂，名国立学校，时达八百余年的办学历史。它是县级最高学府培养造就科举人才主要的场所之一，在丰城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从宋至清代，多有文人学士、达宫名流游学、讲授于此。清陈其璋在《续修族谱序》中云：“吾祖自俯公，相地宜割地创义学、置义田，敦请名儒敷教，四方来学者甚多。”陈自俯其人，首继父志，致力于办学，讲学不倦。乾道六年（），延请名儒朱熹讲学月余。朱熹在为之所作《龙光书院心广堂记》中写道：“乾道庚寅岁也，为友人荣塘陈自俯请，名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熹榜其间曰心广。”陈明勖《族谱序》中言：“朱子晦庵留居月余，从学者四百人。”明徐即登《重建龙光书院记》言：“在宋时，晦庵失夫子游息颇久，一地相与如于去非（于革）、盛温如、皆称杰士”，元代时，先后陈氏裔孙陈必强、陈本强、陈植（元统元年进士，官上高县尹）“辞官归教，讲学书院，以兴起斯文为已任，四方名儒多从之游”；至正十三年（）举人陈熙明、官至刑部郎中的陈熙载、钦授兵部赞书陈天祥等先后主教书院。明代时，有陈泰，景泰元年举人官授山东费县教谕，晚年辞归，讲学书院，范兆祥《文明堂记》载道：“陈君熙擢甲第科，拜监察御史，官至广东佥事”，先后在院讲学终年。清代时，先后有邑人罗拔（乾隆进士，官汉阳黄陂知县），敖宗瑚（乾隆举人，官广东镇平知县）、甘兴仁（雍正举人，官甘肃礼县知县）、吕光焕（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赣州府教授）、吕溶（嘉庆进士，官户部郎中）等诸儒士，均辞官家归，讲学龙光书院，为丰邑培育造就大批人才。清杨锡绂在《荣塘陈氏族谱序》中有言：“自府公豪举於邑基创院，高宗敕匾降以龙光，而一时人文蔚起。从宋名人杰出，甲第相望。”丰邑科举及第达官，不少就读此书院，明代尤著。徐即登《书院记》中云：“其弟子最著者若朱学士善（湖塘燕山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兵，“国初甘布衣惟寅，以文行重乡评；而陈代先若泰，以贤科试；邑博士若昭，以甲第为名御史。”由此可见，龙光书院是丰城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的一所书院，将继续在丰城古代史上发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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