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丰县天宝乡集镇，古称“辛会”，吴大帝黄武年间，也就是公元至年间，朝廷从建城县划出一块地方，在天宝设立宜丰县，县城选址定在辛会。因此，天宝集镇辛会（今辛会、辛联两村）是江西最古老的城镇之一。
在天宝境内，尤其是辛会一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大面积发现多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及许多石器、陶器残片及石钺、玉琮，证明天宝曾经是一个原始大部落聚居的重要地域，甚至有部落联盟存在；同时，又发现并出土了诸多侯国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及兵器。这些作为古代国家形制标志性青铜礼器的出现，昭示着早在先秦时期，天宝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尚不为人知的诸侯国！
丰富的远古文化遗存，证明天宝原始大部落及王权的存在
天宝的文明史，从现有考古证据看，已有四五千的历史。
在今天宝乡境内，尤其是辛会村附近，遍布远古文化遗存，到处可见新石器晚期和商周文化遗存，其中的代表性遗址是天宝左山文化遗址。
左山，位于天宝乡平溪村西米处油茶山上，为一长条形山丘，前有溪港（松溪河上游段），天宝古人类曾生活于此。年7月16日全县文物普查时，初探为春秋文化遗址。遗址长米，宽百米左右，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出土有鼎足、石镞、石斧及各类有饰纹软硬陶片、石器等百余件。年编写《天宝乡志》时，县史志办及县博物馆有关专家对左山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发现了灰陶和夹砂陶及玉琮残件，初步推断为商周文化遗存，距今约年左右，甚至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左山文化遗址是天宝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据《周礼·大宗伯》载：“琮之言，宗也，八方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之形”，虽然天宝出土的玉琮并非八方形，但其无疑是大部落作为祭地之用的重器,，也是部落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年7月至9月，为配合武吉（武宁至吉安）高速公路的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宜丰县博物馆、玉山县博物馆、金溪县博物馆、吉水县博物馆和安福县博物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考古专业三位实习生的配合下，对宜丰县天宝乡的秋形垴商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秋形垴商周遗址位于天宝乡辛联村一组东北约米的几个小山岗上，西与左山商周遗址不足2公里、北距潭山金钱山商周遗址约5公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这里出土过商代青铜铙和纽钟。遗址文物散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布比较零散，相邻的五六个小山包均有发现。
此外，在天宝草、河思等村，也分布有大量的商周文化遗存。
天宝古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辛会、辛联、平溪三个村之前的盆地临河台地上，与鸦溪水系走向一样呈三角区状，天宝集镇即在此中心点；而其中又以施粥亭附近的左山、秋形垴、张家坪、牛形山等处为集中地，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其它各处分布的遗址，方圆则达三十多平方公里。
以上这些遗存，目前多限于地表出露文物的随机发现和浅层挖掘偶得，尚末在更大面积上对纵深文化层进行探方发掘。所以，随着今后对天宝诸多新石器遗址和商周文化遗址文化层迭压关系的探掘，这些遗址所显现的文明史将无疑会向前更为延伸。
秋形垴石斧、石锛
张家坪石镞
食粥亭石刀
秋形垴玉刀残件
秋形垴陶豆足
年11月28日，笔者会同县博物馆同志，对有关遗址进行察勘，并从村民刘会昌处，见到许多出自天宝各处文化遗址的标本，除大量的新石器晚期石器和商周陶片外，还有青铜矛、青铜斧、玉刀残件。刘国光就是当年天宝商代铜铙的发现者，以上文物标本，是他多年在天宝秋形垴、张家坪、牛形山等山坡台地上收集的地层浅表文物。从这些遗址的分布区域来看，天宝原始落其规模即集中而又相对分布广。
在村民刘会昌收集的这些标本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件石钺，这也是我们这次考古勘察的最重要发现。天宝石钺据其形制，与天宝出土的石器中近于石钺的石斧相比，初看倒更象件石矛，但细考其琢孔和肩突形制，薄而似冠，显然并非是实用性狩猎工具或兵器，而是近于仪杖的礼器——石钺，并且是最原始的石钺！它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是古代王权的象征，相当于青铜器时期国家钟鼎重器一样的性质；或是部落间实行联盟的神器；它也常常作为随葬品随葬，是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拥有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标志物。
天宝石钺
从天宝石钺的发现，结合左山玉琮的发现及古文化遗址集中分布状况，充分说明天宝这个地方，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部落，或两个以上的部落联盟，在大部落中，部落酋长已拥有并形成一种相当于王权的权力机制。这种大部落，无疑是发展为诸侯国的基础，甚至就是天宝某诸侯国的前身。
青铜礼器的发现，昭示着天宝古代诸侯国形制的存在
古代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及农具四大类。礼器中又包括酒器、饪食器、水器、乐器等不同制式的青铜器。这些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礼器，尤其是钟鼎之器，往往是一个国家或一方诸侯的标志，是国家“重器”。所谓“重器，圭璧钟鼎之属”是也；钟鼎之在，意味国之在；钟鼎被毁，意味国之亡，正如《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便宣告国家的消灭。
天宝发现的铜铙、纽钟，正是国之重器，也就是说，天宝青铜器，是天宝地域内古代国家形制存在的标志性遗存物！
年3月12日，在宜丰县天宝乡辛会村洋沙牛形山出土了一件重40公斤的商代铜铙，这是江西省首次发现的商代乐器，已列入《中国文物精华辞典》，今藏宜丰县博物馆。天宝商代铜铙出土，是年中国重大发古发现之一。
年1月1日，在天宝乡“施粥亭”出土了一件重1.5公斤的春秋青铜纽钟，今藏县博物馆。
年10月，天宝辛会村出土一把青铜剑，长35.4厘米，宽4厘米，为春秋战国兵器，今存县博物馆。
此外，天宝还出土过青铜斧，也是商周青铜器。
最近笔者在采风中，又从村民刘会昌处，见到了出自天宝秋形垴一带的青铜斧，还有青铜矛。
天宝已发现的青铜器，其用途有如下形式：
牛形山出土商代铜铙：为礼器中的打击乐器，盛行于商代，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属国家形制所使用的礼器，与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铙形制相近。（妇好，又称“后妇好”，庙号为“辛”，故后人尊称她为“母辛”、“妣辛”，“后母辛”，为商代中兴之王武丁之妻，著名女将领。）
施粥亭出土春秋纽钟：作用与铜铙相近，为青铜钟（钮钟、甬钟、镈钟）中的一种，也属国家重要礼器。
当然，钟、铙等青铜器也有作军乐器使用，但即便如此，也属国家统领的军事活动中才能使用。
施粥亭出土青铜矛：用以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交雨部分，锋又分前锋和雨翼，交即矛的銎，最早见于商代早期。
辛会村出土春秋战国青铜剑：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青铜剑最初见于西周早期，但形式已经相当成熟，春秋晚期至战国是剑最为流行的时代。
施粥亭出土青铜斧：青铜斧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本是一种砍伐工具，但天宝出土的两年青铜斧，体积都很小，内空心，无纹饰，而且未见任何使用痕迹，所以它只能是一种“称量货币”。《易﹒旅》中“得其资斧”，就是指得到资金的支持，这里的“斧”即为资金，“斧”具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斧”，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铜块、铜饼或后来的金银锭、金银锞，是流通中作成色鉴定和称衡重量的资金参照物，也即是代表一定量的国库镇库金。
天宝在出土青铜器的同时，也与青铜治炼史有关的遗存发现：年5月，天宝藤桥村民在藤桥之青山下取土时，发现炼铜渣块，说明在藤桥村古代就有冶铜历史存在。之后，在天宝左山文化遗址，也有类似铜渣的相似物存在。据宜丰地矿资料载，今宜丰县境内有铜矿点三处，唯有天宝鸦溪村铜矿品位最高（0.27—0.65％），符合工业采炼要求。
牛形山出土的商代铜铙
施粥亭出土的春秋纽钟
施粥亭出土的青铜斧
辛会村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剑
施粥亭出土的青铜矛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如下推断：
一、铜铙和纽钟，排除历史上个人收藏因素和古战场遗物这种完全的不可能之外，只有一种解释：作为国家重要礼器，不管是铸自天宝本地，还是外来之物，既然出土于天宝，也即说明当年这些国家重器曾安置、使用于天宝，证明天宝当年曾有一种国家形制的体制存在；这种国家形制的体制存在，至少是个诸侯小国。如果是作为祭祀埋藏礼器或贵族随葬重器，上述结论也同样有理由成立。
二、天宝出土的青铜斧既然是一种“称量货币”，而不是日常流通货币，那么，当年天宝之地就具备国库镇库金功能，这意味天宝商周时期曾有国家体制辖管下的金库存在，由此也佐证了一个诸侯国的存在。
三、不同类型的青铜重器和兵器，还有作为国家“称量货币”的青铜斧，集中出土于以天宝乡辛会村为中心的二三平方公里的境域内，那么可以说明当年辛会村地域内，必定有个相当面积规模、有国家重大祭祀和宴乐场所、有国家资金管理中心的一个中心城市存在，这样的一个中心城市，无疑当是诸侯国的国都。而这个诸侯国都城城址，可以推断必定在古辛会（今辛会、辛联两村）地域内，按城市发展规律，三国时已非常繁荣的宜丰县城也即今天的天宝古村，有可能就是该诸侯国当年的城池。当然，是否是当年之城池，这还有待于对古城地下文化迭压关系的考古证实才能确定，或许城池也可能在出土物较多的施粥亭附近。
四、天宝既然是古代大部落所在地，就有形成一方诸侯势力的基础，或为外邦入主为国的基础。按其自然发展，最后成为诸侯国极正常。
五、天宝铜矿点、冶炼点、青铜器发现点，呈三角形分布在天宝古镇周围，由此不妨大胆地假设：天宝先民（或外来之先民），以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的物质环境，早在商周时期即在本地采矿、冶炼，铸造出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如果这个事实成立，不仅可佐证并解释天宝当年古侯国的青铜铸造，也将对江南青铜文化本源研究提供有力佐证。
从“辛会”地名，看天宝侯国城邦的存在
旧时的天宝，历史上历来包括今宜丰县天宝乡、潭山镇全境，潭山习称“上天宝”，天宝集镇辛会称“下天宝”。
关于“天宝”名称的来历，有地方资料说：“天宝的名字始于唐代，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意”，这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或对文献的误引。“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公元年，唐玄宗改“开元”年号为“天宝”。“天宝”年号固然是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意，但实际上这话是就天宝年间长安与洛阳间两都之间的环境、物产及互为犄角的战略意义而作的形容。而天宝之地当时属一乡级单位，怎可以国家年号来作小地方的地名？所以，此说不作依据更无讨论之必要。
“天宝”、“辛会”之名始于何时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早在北宋崇宁二年（公元年），天宝人胡辟捐给道观使用的“元康观铁钟”上留有铭文，标明“天宝乡宜丰团辛会排”，说明这之前，天宝名称不仅存在，而且大于辛会地名。
从字义和感觉上看，辛会应是更古的名字，而天宝可能晚于辛会之名，因为天宝土著居民，从不说天宝，而有说辛会，或称辛会为“墟里”，也即集镇上。所以，天宝之名，可以作以下设想，一是外来者定居于古辛会后，发现这是一方天下宝地，或谓天子辖下的宝地；二是随着集镇的发展和富庶，土著居民自封为天下宝地，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或许唐代大诗人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物华天宝”即指今天宝之地，这个联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它存在的可能：天宝自古以物产丰富和出美女而名闻湘、鄂、赣三地，历来是江西出产最富庶的代表性地区，旧时有“小南京”之称，所以王勃既然可以用“龙光射牛斗之墟”之句，用丰城来代表江西的灵气，那么也很可能也因天宝物产之丰庶，用“物华天宝”来形容江西出产的富庶。当然，以上三种联想，没有籍典出处的支持，只能是一种猜想。
辛会之名，当早于天宝。有资料称，辛会一名是因村后有一山称“辛山”，因山得名。细思之，这是一种倒置关系，应先有“辛”之名，而后才可能因“辛”而名山、因“辛”而名市。“辛”代表什么？或许是古国名？或是古氏族部落名？在此暂不述。
从“辛会”的“会”，我们可以推断古代的天宝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集散重镇。“会”字从古代字义理解，有“重要或中心城市”的意思；还有一种民俗含义，即会集、墟集，也就是集市的意思，如宜丰的“白市”、“石市”中的“市”字，指的都是宋元时期的墟集。而“辛会”之名远远早于“白市”、“石市”，所以更早时叫“会”而不称“市”。天宝自古有“逍遥逍半边，辛会会一天”的民谚并流传至今，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泛称大天宝，因为古天宝逍遥山脉一带地方很大，占了天宝地域的半边天；二是天宝这里的集市很大，商贸交易要进行一整天。在这里的“会一天”，指的就是当墟赶集要整整进行一天。古时赶集，都是朝开朝散，能有一整天墟集的地方，必是大市镇，也是物资交流的中心和货物的集散地，也就是说具备了城市的功能，所以可推断，“辛会”早在立县之前更早的时期，就是一个商贾富集之处。事实上，天宝自古至今是湘、鄂、赣三地交界的物产集散和商业交易中心，有“人不到天宝不富”之说；天宝之地是古代吴楚交界处，是真正的吴头楚尾，也是中国南方入楚的最主要驿道，北宋在此就建有“接官亭”，元朝还设有世代职业相袭的“军户”，专为驿站饲马。辛会已知的最早居民不是今天的墨庄刘氏，而是胡氏，胡氏就是因为不堪接官之累，而在北宋时迁避到天宝东港居住，随后刘氏再迁入辛会；天宝有发达的水系，丰宝的物产如土纸、竹木等，至少在清以前就是从辛会以水运直达长江。
“辛会”之名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沿习，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从其字面意来看，有很久的历史渊源，是经历过一定的城镇史发展而来的。今天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生态乡镇”、“中国民族优秀建筑文化魅力名村”、“中国独具特色名村”，年入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小城镇展区展览的天宝古村，自古有“三街六市六城门，四十八巷四十八井”的规模，还有长约余米的护城河和古城墙。既然在中古时期，天宝有如此发达的商贸规模，那么这种规模也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我们结合青铜斧这种“称量货币”实物，也可以推断出上古时期的天宝，无疑曾存在着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物品交易，最后发展为邦国的经贸交易，于是最终形成了具有丰富城市功能的中古大集市。所以，约年前的三国吴大帝黄武年间，朝廷选择天宝设立宜丰县，县城选址定在辛会，决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天宝肯定有它历史的丰富积淀，这种积淀不仅使天宝之辛会成一方重镇，同时也说明了在立县之前，它就是一个中心城市，这样的一个中心城市，正是古代侯国城邦的历史发展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宝曾是一方诸侯国，有其城市发展史上的依据。
“辛会”之“辛”字，隐含着氏族邦国的神秘存在
从历史观和社会学角度解读，“辛”字有几种含义，一是按《说文解字》，表“大罪”或“罪人”的意思；二是表国名和姓氏，“辛”最早称“莘”（Shēn），由“莘”氏所改，夏王启封庶子于莘（故城在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子孙以地为氏，称莘姓，后由于莘与辛音近，遂去草头为辛姓，称辛氏，辛姓由此产生；三是黄帝之后有高辛氏，其后去高字改为辛姓；四是与商周时期的“辛国”有关。
从以上出处看，“辛”字很可能是天宝古代侯国的氏族遗存痕迹。
我们知道，诸侯国是中国文明史上一种特殊的部落氏族型国家形式，存在了很久的时间，范围也极为广泛。在华夏大地上，传说夏朝时有“两万诸侯”、商代有“三千诸侯”、周朝初期约有“八百诸侯”。在三千多年以前,殷商王朝的末期,爆发了一场由周武王领导的讨伐商纣王的战争，武王伐纣，四方诸侯响应，有八百诸侯主动与周武王会盟。当时的诸侯，各占一方自立为国。当然，这些诸侯国不等于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只是近似“联邦”性质，但具有国家的刍形，英国人将中国周朝时的诸侯国翻译为“state”，意思就是国家形态或政府体制的意思。先秦时期，诸侯国也不一定由分封形成，也可以因部落联盟势力发展自成一方诸侯，相当于地方军阀割据一方。
参照上古（目前史学界对上古和中古的分期界定不一，《中国通史》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皇朝为界的，即先秦史就是上古史，其后为中古）时代背景及“辛”字隐含的氏族信息，我们不妨可以作如下几种假设：
一、天宝之“辛”字由来，或由“莘”氏所改，或由高辛氏而来，曾为“辛”姓聚居地，最后发展为邦国。
二、先秦时，或许有一支被周室追逐的部落，被定为国家之罪族，辗转来到这里，自成一方势力，最后发展为邦国。
三、商周时期，有一个诸侯国正是叫“辛国”，这个部落属西北游牧部落犬戎的支族（可能属吐火罗人）。周人立国后，犬戎也值强大昌盛时期，周与犬戎时战时和，并同一些从属于犬戎的小国建立了婚姻关系，而其中时常与周人通婚的就有辛国，因为辛国以出产美女而著称，并有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犬戎叛周后，周穆王西征，宣布犬戎为罪族，迁犬戎于太原，今天江西境内的辛氏，郡望有陇西、雁门多种，即与源出甘肃、山西有关。公元前年，在犬戎的侵袭下，周平王迁都雒邑，史称东周。周室东迁后，秦列为诸侯，进而尽取犬戎所据周地，关中犬戎遂东西迁徙，甚至退僻到江淮及楚之东南、西南，这些犬戎人最后逐渐融入当地。吴头楚尾的天宝，正处于江淮及楚之东南两者之间，所以戴罪之犬戎的辛国后裔退僻于此，并视此地为天下之宝地，完全有可能。所以“辛会”之辛，是否与“辛国”氏族有关，是“辛国”后人对先祖的一种纪念不忘？或是因其曾是叛周之诸侯罪族，后又被吴或其它诸侯所灭给予的贬称？
以上假设，唯第三种最巧合且有趣，理由有二：
一是辛国以出产非常多的美女而著称；而天宝历史上也以出美人著称，自古有“天宝女子不用拣”的民谚湘鄂赣三地广为流传。
二是辛国人擅长青铜铸造技术；而天宝也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出现，而按考古界一般看法，青铜文化一般只出现于北方，没过长江，也就是说，长江以南商周时期被视为蛮荒之地，不可能有青铜的出现，更何况远古的天宝，只是一个偏远山区角落，那么天宝这么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么多的王侯贵族才拥有的典型商周青铜器出土，是不是由辛国人带来的？
三是“辛国”之辛，必定与叛周或与北方“辛”氏氏姓有历史的内在联系。
因此，如将犬戎系的“辛国”历史变迁和“辛会”作一联系，“辛”名相通、“出产美女”也相著称、同样擅“青铜铸造术”这三个巧合，“辛会”中的“辛”，或许正印证了辛国的遗风；而且很可能是他们到达这里后，自立候国，并仍沿用“辛”氏名称为纪念，后来随着成邦的发展和富庶，发现原这里是天下一方宝地，或是周室脚下的宝地，因此也有了“天宝”名称的由来——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假设，更是一个十分有趣、有研究价值的上古文化之迷！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推断：
一、天宝之个地方，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三四千年前，就已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部落，部落酋长已拥有并形成一种相当于王权的权力机制。这种大部落，无疑是发展为诸侯国的基础，甚至就是天宝某诸侯国的前身，或为外族所征服形成新兴诸侯国。
二、不同形制的国家重要礼器和“称量货币”的存在，证明天宝当年曾有一种国家形制的体制存在，也即诸侯国的存在。
三、天宝出土众多商周到战国青铜器，并存在青铜治炼的客观条件，说明或是外来侯国裔族带来了先进的青铜技术，或是本地部落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并学习吴城等邦国的技术而掌握了青铜技术。
四、据中国最早的地理总志《禹贡》记载，在春秋以前，天宝之地属天下九州中的扬州，并无具体归属国，春秋时才属吴。而吴国最早形成邦国是在公元前12世纪，也即年前。那么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多年前，天宝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落，到平王东迁，周室式微，诸侯纷起，而秦国雄起后，天宝已是一个诸侯国。而距天宝仅百余公里之遥的江西清江（今樟树市）的吴城，国内部分考古权威已视吴城为中国吴文化发源地，甚至认为吴城就是后强盛于江苏的吴国最早的国都——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至少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天宝也是一方诸侯地，后被吴国所统一。（据《南史》记载，鄱阳忠烈王萧恢之子萧修曾经封“宜丰侯”，此时宜丰也可视为一种候国，但实际上天宝作为县级区域只是萧修的食邑之地，仅供其赋税而已，此候国非彼候国，且此时已属南北朝时期，已无青铜国器之重。）
五、辛会应是古名，很可能是天宝古代侯国的氏族遗存痕迹，甚至与犬戎东迁后的辛国某支遗族有直接关系。如无辛国无关，天宝诸侯国的历史则更要往前延伸数百年，至少在年以上，甚至与吴城同期或更早，并受吴城青铜文化的影响甚深，后才为吴所并。
总之，先秦时的天宝之地，曾是一方诸侯之地，并有国家形制存在，这点是有物证为佐的客观事实。当然，究竟是何方诸侯何种体制，目前只能做推断和假设，科学的结论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发现才能成立。
天宝、辛会，迷一样的名字，正等着后人为她揭开那美丽而神密的面纱！
（作者：宜丰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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