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新闻网消息（郑健雄）郑寀（－），字载伯，号北山。宋绍定二年（年）甲科进士，福建福安人。南宋理宗朝重要政治人物。也是南宋时期闽东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术人物之一。郑寀以南宋朝福安建县首功而为大家所熟知，但郑寀在廉政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从史料记载来看，郑寀“行教、清廉、守法。”堪称楷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我们这位乡贤也是一个清正廉洁、忠诚履职，充满正能量的好榜样。
一、忠于职守，勤政能吏
不管在担任地方官，还是朝廷“二府”重臣，郑寀都能践履纯实，忠于职守。在江西隆兴府任职时，在判案时能不畏强权，为民做主。南部的丰城县闹饥荒，郑寀接受赈灾任务，他张榜安民告示，请调粟米三万斛(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分发救灾粮十分公平，做到灾民家家户户都能分到，灾民渡过难关全都活了下来，受到丰城百姓的称道。
宋代的政治斗争所引发的对官员的任免往往是通过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而得以实现的，台谏在宋代政治架构中是非常重要，“朝廷有大政事，而台谏得以议其不然；人主有小过失而台谏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佞，而台谏得以斥其所为”也正是台谏拥有风闻言事的传统，可想而知台谏运行得当会给整个朝廷带来新鲜的血液，假若失衡将成为打击异已的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郑寀担任台谏官议论平和宽厚，所拟奏章用词简约说理透彻，“议论平恕，未尝刻核。善为章奏，词约理尽。”说他是个草制奏章的行家里手。“台谏指陈多雅责而无丑诋，常存有余不尽之意。”虽然曾有人对他信口雌黄，但他也没有怨忿之心。在朝堂上发表议论，不管对待声誉好坏的官员出现的错误，都是很诚恳给予指出，对事不对人，给朝廷的弊病开出一剂剂良方，得到皇帝以及大臣们的信任钦佩。
南宋联蒙灭金后，没过上几年舒坦的日子，到了淳祐年间，北方边境警报频繁，蒙古的铁骑又开始侵扰淮东边界。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来，山东、淮海地区先后经历了红袄军的叛乱，金廷平乱兵的骚扰，复有蒙古铁骑的蹂躏，这里向来是宋金间的主要战场，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淮东地方部队有些镇守将领不等调配的野战部队驻防，风闻敌人南下就匆匆撤离防线，郑寀得知后立即奏请他们坚守地方，等待野战部队到来换防，为稳固战局争取时间。
张浚主张北伐，是南宋初年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在韩侂胄死后，主战派的辛弃疾，陆游等都受到打压。郑寀审时度势，认为南宋兵力、财力、物力不足，不同意贸然北伐，但还是觉得张浚爱国有功，国家不应该忘记他，应该在太庙中予配享纪念，当时由于主和派控制了三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所以就极力反对，郑寀认为他们以前反对史嵩之起复，有很积极和正确立场，现在反对张浚配享，那么就是不顾大体，觉得很是痛心。
郑寀对局势判断十分睿智准确，他说“三边形势涣散，沿江守戍单弱，疆场之守御未可保也，臣恐三百年金瓯之业坏于今日矣。”指出南宋朝的防线软肋所在，大宋军民最大的倚仗长江天险，认为最易守难攻的地方其实是最薄弱的环节，要求朝廷给予足够重视。寀过世二十多年后蒙古铁骑果然突破天险，顺流而下直捣临安。
此外，他针对滥印楮币（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建议朝廷征收淳佑初年创立的籴本盐税，以用来籴粮调剂市场，又可以减少滥印楮币的数量等诸多奏议，都被理宗采纳。
二、执法公正，严惩污吏
郑寀初履职即授文林郞，隆兴府观察推官，掌推勾狱讼之事，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法院院长。当时的待御史汪刚中，是隆兴府人，当地有某寺庙一个富僧过世，汪刚中听说后想要谋取他的财产，先写信威吓利诱地方官员，相对于任观察推官的郑寀来说，待御史是大的不得了的官员，但郑寀并没有被吓倒，说：“腕可断，笔不可曲。”以示决不屈服。后来有人从临安过来，传话说待御史大人非常愤怒，还大发脾气（你看这下怎么办？）郑寀装作没有听见，没过多久，汪刚中真的给气死了。
郑寀丁父忧复职时，在赵与懽手下担任京城的观察判官。曾经手一起富家子弟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案件，当时的宰相史嵩之暗中有所倾向，于是就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他的意图，郑寀以公文拟笔方式进行回复，表示要公事公办，绝不殉私舞弊，史嵩之也是恼羞成怒，特意交待手下干涉有关部门，但在郑寀的公正主持下，最终也没能改变审判结果。这两件案子，都是当朝官员介入财产纷争，可见郑寀是个很有基层工作经验，善于公正断案的能吏。
史嵩之侄子史璟卿中毒身亡，传言毒死他的人是史嵩之仆从。曾经攻击史嵩之的国子祭酒徐元杰猝死，朝野认为也是史嵩之暗中指使。限期郑寀审理此案，经过反复审究，勘得徐元杰被毒事实，但线索诡秘难得真凶，重金悬赏捕贼也无所获。郑寀于是上奏章请罪，以唐朝审理宰相武元衡被暗杀一案时误杀无辜的史实，说明宁可逃盗而不能杀无辜。辩白说在没有迹证与人证的情况下，要我在十来天内，将徐无杰的医官、待从、厨子等所谓的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不是我所能做得出来的。他很重视证据的应用，而对待嫌疑犯，他已有类似现代“疑罪从无”的观念。
淳佑五年以郑寀奏请，朝廷命有关部门对温大雅、程以升、吴淇、徐敏子等官员受贿之罪进行追究。降旨曰：“时方多事，念未能蠲租减赋，而吏之不良，乃肆贪虐！”“可令监司常切党察，务苏疾苦而消愁叹。倘隐而不闻，公论所指，必罚无赦。”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的打击，令风气为之一新。
三、良谏如流，理学粹密
理宗很早就注意到他，初对之时“应对详敏，上倾耳以听，每奏称善。”宣谕宰执“郑博学老成，颇不诡随”。而且很是赏识他：“擢卿言职，出自朕意”“卿三年言责，议论纯正，无所附丽”“卿文字平正明白，议论忠实切至”。曾经让郑寀出任温州知府，但任命书刚发出马上就收了回去，这是皇上想要留用他。后来对他是非常信任，“上于群臣之中，眷公特厚。凡所摹划，多见嘉奖。他人唇笔舌腐，不能感悟者，公雍容一语，上必乐从。”
郑寀来自民间，深谙民间疾苦，步入仕途后，他决心为民请命，其间两次呈《正名器疏》，反对制度成为摆设，赏罚极不公平。曰：“名器之轻，莫此为甚！”呼吁朝廷正名器、修制度，天下“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并对皇帝提出了劝谏：“陛下修身之道未备也。纪纲非不欲严，精神岂能独运？朝廷之实未著也。方劾吏而徙官，当击奸而忌器，台谏之公论未伸也。”指出皇上虽能纳谏，但你还是做得很不够的。
郑寀非常反对朝廷的滥赏，他认为士大夫稍微做了几年官，有一点声望，就不屑做地方官，大家都以为这是给平庸人留的位子。有的人加入部队没几年，就升到閤职（引进使、四方馆使、知閤门事、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同知閤门使、閤门通事舍人、门候祗侯、閤门舍人、带御器械等统称为閤职），然后就统率部队，更有随便召见问对下，就出任地方军事主官，这些做法都不对，应该重视地方官的任用和选拔，另外，如果不是武举出身，不要随便给前面所说的那些閤职。
常伴理宗时，他也常和理宗讨论起理学来，他详解孔子句“戒谨不睹，恐惧不闻。”《礼记·中庸》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君子必慎其独。”即君子应做戒慎、恐惧功夫，收摄心神，没有什么东西比隐匿时候更易见，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微小时候更显著的，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对待他独处的状态，因为这时候正是善恶萌发的时候，“静存而动察，则理明、欲尽，而体立、用行矣。”这里隐藏着“慎其独也、道心惟一、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厥执中。”等理学道理。
郑寀家学渊源，弱冠时曾师从朱门高弟，自己也撰写了《性论》、《仁论》、《缉熙讲义》等许多理学文章，理学修养本也不一般。这段话微言大义，是说不要因为是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而放松对自我要求，也不要因为是微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要时刻用它来检点自己的言行。即使一个人独处、无人注意的时候，也要谨言慎行，不做失道失德的事。
对于“中庸之道”他也有自己的见解，并能用以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权相当国，颇失忠厚，而其下奉承，又往往过刻，改弦革弊，孰不鼓舞，然矫枉过正，亦所当察。”对于公平公正，法制规范的建设也有自己的独到认识，他认为先有法而后才能遵法，法制必须公平公正，才有可能让大多数人满意，就算掌权者也不可偏颇。可见他所掌握的理学是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用来安邦定国的，不同于诸多只会清淡无以实践的当世硕儒，理宗庙号理宗，这也有郑寀规劝、辅弼之劳。
我们之所以称郑寀的辞职为行谏，许多人不解其苦心，或许只有理宗皇帝心里最明白，他反对史嵩之起复，觉得自己也应该作出表率，如若退职也一定是干干净净地退，决不拖泥带水，于是借“闻后省有语”，就是听说有人要弹劾他，就上疏乞归，晚上作出决定，第二天清晨就要离开，也不与皇上作解释道别。郑寀认为身为大臣就应该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给朝廷树立一个明明白白的榜样，所以他退职后“以释重负幸，处之泰然。”理宗知他决心已下无可挽留，乃保留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赐衣带鞍马。未谢恩而赐行，这是对郑寀的特殊礼遇。
四、正气凛然，不畏强权
四明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满朝文武，半出史家。史氏三位宰相，则是史家在仕途上的三个代表，长期把持着南宋的国家命脉。南宋前期战事不断，严重破坏了国计民生，史浩积极务实，主张休养生息，发展国力。其子史弥远经历了宁、理两朝，为相长达26年，其废济王立理宗事件一直受到朝野非议。到史浩之孙、史弥远之侄史嵩之时代，其专权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朝野对史氏的反感也集中到了史嵩之身上。
郑寀升为秘书省正字时，宰相史嵩之曾遣人笼络，他不予理睬，从此开罪于史嵩之，但郑寀不以为意。在朝奏时郑寀直言：“国家败坏极矣，私意簸弄非一人，祸胎酝酿非一日，不独当国者之罪，亦圣心未能无欲而然也。”郑寀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受到皇上的重视、群臣的敬佩，而史嵩之也将之视为眼中之钉。
史嵩之父丧丁忧离职后，郑寀多次奏请皇帝及早任命他人为相，以杜绝史嵩之东山再起，都被拒绝上报，这时史嵩之在朝廷内外大肆活动，而理宗也下决心起复史嵩之，并准备下诏让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荣退，宋代退休有两种，一种是荣衔退休，一种是勒令退休，按惯例荣退即可起复，朝臣们都十分紧张，所有呈请均被拒绝转交，郑寀于是单独连夜密奏理宗，连上两奏疏力陈利害，皇帝只得妥协，放弃史嵩之的重新起复。
当时经筵(御前讲席)读仁皇经典，御书《大学》、《西铭》、《克已铭》、《颜乐(铭)》赐宰辅，针对时下局势学士院的发策。郑寀对答说：“此仁宗之心所以如天也。今日未能立刚健之体以行充周之用，而区区焉一《记》、三《铭》之相为赐。以民则贫，以国则匮，以内则肝胆之相隔，以外则手足之不随。岂非危微之际犹未精一？而二三大臣之所以正捄扶持者阙欤？”忧国忧民、直言不讳、掷地有声。
宋代宰相设左右二人以相互制衡，来自基层务实的郑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左右相必须相辅相成，如果两相矛盾，各行政事，各用其人，必起纠纷，误了国家大事，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的建议下，理宗进行了左右相制改成独相制的尝试，游佀单独担任宰相，时间长达一年多，政令果然畅达不少。
理宗朝皇亲国戚飞扬跋扈、枉法徇情、结党营私、为所欲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趋于白热化，开府节度使赵思正想班列于少保沂王赵贵谦、少保荣王赵与芮之上。郑寀对这些无法无天的皇亲国戚也没有客气，主张说按礼法和制度，“尊长不越于官序，开府不先于少保”，告戒赵思正不得逾越规距礼法，还请讲官给他们作礼法培训。
五、建县首功，诗酬传奇
福安的大规模开发始于隋唐，五代后人口迅速聚集，由于与长溪县治(今霞浦县松城镇)距离遥远，交通不便，难以有效管理，分县愿望由来已久，宋室南迁后，大量读书人通过科考出仕，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单独建县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到宋淳祐年间，长溪县西北乡申请析县已二十多年，淳祐五年（）年之前的韩阳坂“荒郊远圹，芳苇弥望，人迹甚稀。”相对于甘棠洋、溪北洋另两个备选地址，并不属于条件最好的，因县治选址久议不决，时任殿中侍御史的郑寀以他独到的大局观，看到了将来的发展前景，力主县治设韩阳坂，呈诗理宗：“韩阳风景世间无，堪与王维作画图，四顾罗山朝虎井，一条带水绕龟湖，形如丹凤飞衔印，势似苍龙卧吐珠，此地不堪为县治，更于何处拜皇都”。理宗阅后，深为感动。于是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在君臣诗咏酬唱，谈笑风生之间，将这件立县大事以极其风雅的方式给解决了，从长溪县析出永乐乡六个里，灵霍乡三个里，在韩阳坂正式设县，取名福安，直属福州。
理宗皇帝听说郑寀居住的北山筑有澄庵，曾御书“北山澄庵”一匾赐之。郑寀答谢说：“知臣起家岩壑，必无德璋之移；察臣筑室松楸，麄(同“粗”)有范滂之志。”字里行间透露出君臣的交流相知，并以东汉官员，素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自比，因此，士大夫后来都尊称郑寀为“枢密北山郑公”。当郑寀以辞职相谏，将远行，理宗题扇诗相赠：“秋思太华峰头雪，晴忆巫山一片云。去国归来犹未得，诗篇遥赠北山君。”可见君臣间极其深厚的感情。
随着福安置县，士人依照郑寀的韩阳诗，演化出“龟湖夕照、石门漏月、仙岫晴云、鹤山朝烟、马屿香泉、南野桑阴、岩湖坂障、廉岭孤树、铜冠双松、东山雪霁”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韩阳十大美景”。因此诗，郑寀成为了韩阳十景的缔造者。郑寀在福安设县中立了头功，为福安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
淳佑丁未()腊月，郑寀携带已成年的儿子郑斿，回到新建县不久的福安，与首任福安县令、建安（今崇安）人郑黼一起登临韩阳城内的重金山，题石纪事：“淳佑丁未腊月十九日，北山郑寀偕邑令郑黼同登。”后人因此命名此山为重金山（郑寀是同签枢密，位列两府，理宗曾赐给金带和金佩鱼，称为“重金”，即现金山路）。郑寀家乡穆阳福苑利湾所在的用儒乡旧名永乐乡，以签枢郑寀改今名。
六、唯才是举，意弥党争
郑寀号北山，《诗经·北山》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宋理宗时期，政治经济秩序危机四伏，已近于混乱和失控的地步，朋党伐异内耗严重，郑寀试图消弥朝廷纷争，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最终也无力回天，他并不愿做一个孤独的大臣，希望更多的人材为国所用，扭转不利的局面。
史嵩之虽被迫离职，但朝野仍聚集着大量的党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郑寀指出“三数年来，擅国者引用人布满周行，人材衰少。”向朝廷举荐了一大批当世的能人志士，此举让理宗非常振奋，不禁感叹：“忠贤之生斯世，当使之翕聚，不当使之流落。”郑寀举荐的人除个别适合在地方任职的，其它全部都被招揽任用。而对史嵩之党羽则一个个给予劾罢，国内外全都肃然起敬。
校书郎徐霖也是郑寀所荐的，但他听信了对郑寀不利的言论，经常用莫名其妙的事由来诋毁他，有一年皇帝下诏征求对应旱灾的建议，徐霖就应诏说：“谏议大夫郑寀不易则不雨。”徐霖还上书指责郑寀在徐元杰案中包庇史嵩之，理宗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拂?而去，而郑寀还奏请留他，说：“奈何以臣故，失此贤士。”反而责备自己做得还不够。以仁厚开阔胸襟，来容纳自己所喜爱的人才。
宋末文坛领袖，辛派词的重要代表刘克庄，长期被史嵩之排斥，因拒为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荣退草拟制书，被嵩党劾罢，嵩党垮台后才得以复出，到江东担任转运使。有人对他说郑寀曾经秘密举荐过你，但郑寀本人从来没有对他提起过这事，他将信将疑的，后来他乘上朝机会暗中查证，发现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此外，他还举荐周坦、叶大有进入台省，周坦是南宋嘉熙二年状元，叶大有是绍定五年徐元杰榜进士，这两人后来先后当任过刑部尚书，皆成就一番功名。
七、择善友从，陶成佳士
相对于现代人，古人择友的标准单纯而明晰。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直，为正直，刚正不阿，威武不能屈。谅，信也，即坦诚，诚信，不虚伪。多闻，即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至于那些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暗箭伤人的小人，是不宜结交为朋友的。以此标准，来考量郑寀的择友，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史载郑寀年轻求学时，“与蒋重珍善，袁公甫、陈公埙皆雅重焉”，蒋重珍是无锡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状元，嘉定三年郑之悌在任无锡县令时，郑寀来到这里游学，与他结下很深厚的友谊，蒋重珍也反感史氏专权，曾上疏提醒理宗亲揽朝政。而与袁甫、陈埙则在师友之间，这两人都是鄞县人（现宁波鄞州区），袁甫宋嘉定七年状元，担任过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创建贵溪象山书院，主张“万物与我心契”，著有大量理学著作，也曾上疏指史嵩之不可重用。陈埙嘉定十年进士，后任历浙西提点刑狱、吏部侍郎。
郑寀在江西隆兴府任职时入陈韡幕中，淳祐七年（）七月，郑寀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后，就把陈韡召进，陈韡在论及“三学”之事时，两人观点偶有相同，有些官员就不服气，说陈韡本由郑寀荐引的，陈韡不愤恨史嵩之，是郑寀在偏袒他。这也可以看出郑寀与陈韡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陈韡后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宋史》评论：“韡，将帅才也。”郑寀的孙子郑嗣翁，陈韡的孙子陈文鹿，后来都分别娶福州宦门许峻之女，成为通家亲戚。
淳佑八年（）春，郑寀携薛氏与儿子郑斿借住在福州乌石山(现乌山)下。根据年出土的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铭推测，这时期与郑寀交往甚密的同郡官宦友人，有刘克庄、郑性之、赵师恕、陈昉、陆德与、姚希得、陈韡、赵彦晦、赵怵夫、曾公佑等等，这些曾与郑寀同朝为官或交往熟识的南宋名流、官宦世家因为门当户对，走动频繁，很多人的子女儿孙联姻。
四月既望（5月10日），郑寀与子侄友人共游鼓山，在涌泉寺后的喝水岩留下摩崖石刻:郡人郑寀同周圭、王璞、郑自牧、张彊、方应泽、刘自、黄士赓游灵岩洞，弟宦、甥上官晟、子斿侍。王璞是长乐人，绍定五年进士，官知潮州。郑自牧是文人画家，擅长画梅。张彊屏南人，淳祐七年进士，官国子监书库官。刘自是福安苏阳人，淳佑元年进士、省元，官刑郎中。有几位还是太学生时，即随郑寀上书力斥史嵩之檀权误国。此外则是郑寀之弟郑宦，外甥上官晟，儿子郑斿。
八、伉俪情深，儿女情长
郑寀成年后曾寓居浙西二十多年，那时或许他也与其祖父辈一样以执教授业，同时游历闽浙择其善者以师从，苦读圣贤之书，等待出人头地。宝庆丙戍年（）40岁的郑寀回到家乡福苑山下的利湾村，娶了同乡0岁的阮淑为妻，这个年龄娶亲嫁人，就现代来说也是晚婚典范，我们推测可能是因家境贫寒，也可能是过于专注举业所致。
第二年生了儿子郑斿（梦应），阮淑素来体弱多病，生完孩子也没有调理好，接着就发现病突然严重起来，医生也束手无策，当年冬天就病逝。这是郑寀一生最为艰难的日子，娶妻生子本想从此过上安稳的日子，家境贫寒孩子尚在襁褓中，“与夫人相聚虽浅，实共尝艰苦”，虽然在一起的日子不长，但是共历艰苦，感情深挚，“夫人不及享一日之乐也”对于妻子他心存愧疚的。
圹，俗称“红圹”，在当地特指简单寄存的墓穴，不是严格意义的墓。到郑寀登进士第后，为夫人选圹于澄原中岗西边，是年未吉。过了十年，改迁到其东边，乃吉，但仍为圹。其圹志为郑寀手书：记叙了阮氏家世、生卒等情况，内疚自己因为职守，无法脱身察勘，“亦可哀也已”，圹志写得如此情深意长，是非常罕见的。并说明因燎黄(即焚黄，祭文以黄纸书就，祭毕焚去)，遣郑斿回归故里，树立圹志，才最终完成葬事，这已经是淳祐丙午()正月的事了。
郑寀一生三娶：阮氏，追封永安郡夫人。范氏，追封通议郡夫人，范氏也早年过世。后续娶薛氏，封和政郡夫人。薛氏是开闽进士薛令之第十二世孙，官至左司郎中的薛恋之女。
九、家教严谨，安贫守志
郑寀出身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家庭中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教育和熏陶，这就为进入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祖“少以行艺推三舍”，是国子监太学生。祖父以“风义闻一乡”，是以道德品行知名的人。父亲郑之明，“学博文高，为乡先生，后进尊事，以越百里来从游者”，是说他学问广博，文章高明，是永乐乡执教为业的先生，学生们都尊敬他，乐于师从，其名声使周边很远的人都赶来向他求学。
朱熹流寓闽东时在福安留下很多弟子，如黄干、杨复、陈骏、张泳等大儒，可以说这是一块深受理学浸润的土地，郑寀少年时正是朱子亲传或再传弟子们，传播发扬理学思想的年代，受到他们的传授及影响这是必然的。在如此书香薰陶之下，利湾郑氏倡导儒家积极入仕，胸怀济世大志的理想，郑氏子孙纷纷走上科考出仕之路，仅宋代就中进士十二名。
郑寀的成材之路非常艰辛，我们可以想见：在穆阳镇蓝田山东面不远的利湾山坡上，一所破旧的小院落，一户私塾先生，家里有四个子女，课业之余还要从事耕作劳动，一年辛苦下来也只是仅够糊口，郑寀是家中的大儿子，幼年的郑寀“颖悟端凝，与常儿异。学不烦教督，文不肯蹈袭。”那时家里贫穷，买不起昂贵的书籍，只好向街坊邻居借书，郑寀手抄口诵，于是打下了贯通百家的基础。
郑寀堂叔郑之悌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后来他历任无锡县令、太常寺丞、严州知府和湖北提举使，郑之悌的成就极大的鼓舞了幼年的郑寀。郑之悌十分重视理学的讲习和传播，嘉定九年（），他在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任上，遇到了朱熹得意门生陈淳，郑之悌亲率严州僚属学子数百人，延请陈淳留在郡庠讲学，陈淳因此长期留在严州著书授徒，完成了著名的理学著作《北溪字义》。(郑之悌事迹另文记叙)
到郑寀成年时，听说浙江嘉兴有辅广（汉卿），是朱熹高弟，就不远千里，背着书箱去向他那里求学，辅广先生很是看重他，把自己的学识倾囊相授。在《宋元学案补遗》中，辅广、郑寀、陈普、熊禾等人，均记载于潜庵学案篇，可窥见其师承。后他又追随理学集大成者陈淳到漳州或浙西，向他论难质疑。因此，郑寀寓居浙西二十余年，随郑之悌在严州州庠求学，并亲聆陈淳的教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据《福建通志》载：南宋理宗时期郑寀曾在建宁府建阳县建“北山书院”，我们推测郑寀年轻时除了在浙北、浙西、闽南活动，可能在闽北的建阳有过落脚，建书院或为纪念自己年轻时艰苦求学的一段经历。
元配夫人阮氏的猝然过世，这沉重的打击让郑寀一时也百无聊赖，悲痛不已，在家乡亲朋好友的安慰与帮助下，郑寀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科举之上。绍定二年（）郑寀登黄朴榜甲科进士，名列福州郡第二名，那年他已经42岁。
郑寀在江西隆兴府任满，调任两浙漕司干官。任职一个多月，年已85岁的郑之明（-）老先生过世了，但他“贫无扶护资，乡人叶力助之，乃克归葬。”连父亲扶护归葬的钱都没有，好在家乡人协力来帮助他，才得以及时安葬。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该墓的遗迹，存半圆型墓顶和墓坪，墓顶平面、边墙，墓坪边墙砖构，残余的石构基座和一石兽，面积约七十平方米。
郑寀宦游二十多年后，回到故乡穆阳利湾，此时先人构建的院落已住满了族人，于是他只好借居在福州乌山脚下，退休供奉的钱粮拿来接济贫困的弟弟、妹妹，有所节余就用来救济周边的孤儿，朋友们都很担忧他的清贫，郑寀倒是很乐观，乐呵呵地说：“存而鱼羹饭食，没而幅巾深衣，如是足矣。”就是说活着时候有口饭吃，死的时候有一身衣服，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而到郑寀过世时，装服装的篮子里一件新的衣服都没有。
淳祐九年（），授郑寀为资政殿学士，以示尊宠，资政殿学士也称宰执或执政，所以民间按惯例也称其为宰相。按宋制执政赠三代，其曾祖为太子少保，其祖为太子少傅，其父为太子少师。五月二十三日（7月5日）病逝，终年62岁，理宗看了郑寀特意给他留下的书表，叹息良久：“朕方欲大用之，不料其遽止此。闻其家甚贫，可念。”于是停止朝议一日以纪念，赠通奉大夫，敕葬于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镜湖山之原。
郑寀以自身为榜样对后人的教育，从道德规范、才智学识、奉公守法、自立自强，乃至生活琐事，都进行严格的规范。首任县令郑黼因他建县有功，在县治南面的天马山下立“郑北山祠”（即北山书院）作为祭祀纪念，到了清代，郑寀老家穆阳的乡民建立“仰止祠”，祭祀郑寀、缪烈、谢翱，成为“穆阳三贤”。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史》（元）脱脱等，浙江古籍出版社。
2、《后村先生大全集》（宋）刘克庄著，四川大学。
、《刘克庄集笺校》（宋）刘克庄著，中华书局。
4、《南宋馆閤续录》（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三山志》（宋）梁克家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6、《宋史新编》（明）柯维骐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7、《癸辛杂识》（宋）周密著，中华书局。
8、《八闽通志》（明）黄仲昭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9、《宋元学案补遗》（清）王梓材、冯云濠著。
10、《宋大臣年表》（清）万斯同著，中华书局。
11、《福安县志》（明）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12、《严州府志》（清）江苏古籍出版社。
1、《郑氏宗谱》（清）道光版，康厝西铭。
14、《福建通志》年版，李厚基、沈瑜庆、陈衍等修。
15、《诗意福安·以诗立县说郑寀》余挺，海峡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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